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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期待的“休闲社会”仍未到来?

如果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还活着,他一定会对2019年的世界大惑不解。1930年,凯恩斯在他的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提出了两个十分美好的猜测:生活在2030年的人,会比1930年的人富裕8倍;因此,那时候我们每天只需工作3个小时,然后发愁如何打发漫长的时间。而真相如何呢?加班、疲惫、彻夜亮灯的CBD大楼、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休假时间……日本经济学家、大阪过劳死防止协会会长森冈孝二在他的书《过劳时代》里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在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曾经期待的“休闲型社会”却仍未到来,过度劳动的时代却开始了?

一件更可惜的事情是,在写完《过劳时代》中文版序言不到一个月后,森冈孝二本人就因为“过劳”辞世,享年74岁。他生前极度忙碌,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杨河清与他是好友,他给杨河清的电子邮件,基本都是半夜两三点发来。杨河清研究中国的过劳现象,也已超过10年。在他看来,中国一部分人的严重过劳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引起重视的程度了。

人物PORTRAIT = P

杨河清 = Y

P: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过劳问题的?

Y:2006年,我看到韩国媒体上一份对中国过劳死问题的调查,十分吃惊。我内心质疑,从没听说业界有人做过中国过劳死问题的调查。另外,中国并没有过劳死的医学的、法律的判定标准,韩国媒体怎么知道中国每年多少人过劳死的?虽然有强烈质疑,但是我认识到中国的过劳问题已不容忽视。这样,我开始涉足过劳问题的研究。很快,我和我的博士生、硕士生研究团队惊异地发现,中国的过劳问题十分严重,而相关研究又是如此薄弱。

P: 整体来看,中国的过度劳动情况严重吗?

Y:应该说中国过劳状况的全貌目前还不太清晰,现在的研究主要针对某个行业、群体。比如说我们做过北京中关村和CBD企业知识员工的过劳调研,用的是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提出的过劳死10大危险信号,来判断调查对象过劳的严重程度。如果有6项都符合,就说明人已经处于“红灯”危险期,已进入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调查表明,处于“红灯”危险区的人员为26.7%,情况十分严峻。另外,医生也是过劳情况特别严重的一个群体。

P: 那现在有很精密的判断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过劳吗?

Y:医学上的判断可能要投入很大的成本,现在不是说法医解剖,测量你这是不是过劳,目前还没有这种手段。日本有个《劳动基准法》,规定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40个小时。如果有大幅的超越,就可以认定你是过劳。现在日本每年都能认定上百起过劳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但是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标准还不成熟。

P:“过劳死”从狭义上来说,就是心脑疾病突发致死。但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我们看不到的危害吗?

Y:过劳死是一类。还有就是一些慢性病,比如肿瘤,都跟过劳有一定关系,因为过劳了以后身体抵抗力下降了,整体的系统免疫力、抵抗力都会下降,那种病灶就会进来。急性的一下他就能知道了,疼了、困了,或者说哎呀,不行,容易感冒了。慢性的不是。慢性的有时候就容易形成一种自我麻痹,对这事儿就不敏感了。另外,过劳并不仅仅是体力上的,还有精神上长期的压力。因为过劳造成的抑郁,在日本非常多,抑郁自杀的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抑郁没有自杀,但是抑郁从哪儿来?过劳。

P: 你说过,从宏观层面来看,过劳对整个社会也有很大的危害。

Y:表面上看,多工作、多劳动,不是应该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吗?但是再深入研究,你会发现到了一定阶段,进入到严重的过度劳动时,它就会带来一系列的损失。企业虽然还在赚钱,但社会已经开始“赔钱”了。比如员工的疲劳工作,最直接的是影响员工的身体健康,给家庭带来风险,嚴重的操作事故,还会对整个生产链条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些却是社会在承担。这个在经济学上可以做模型分析。

P: 就是它有一个临界点?

Y:有个临界点,离那个临界点往下越远,损失越大。但在中国,现在的过度劳动状态下,它到底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这个研究难度很大。

P: 怎么看待个人奋斗和过度劳动之间的关系?

Y:过劳它是一种结果,个人奋斗是一种取向。咱把过劳分成两类,主动和被动,但是具体到某个人身上,可能两个方面都有。

有的人可能主动过劳的成分多一点,像媒体人、大学教授,还有一些演艺圈人士,他的上升空间和自己的努力,可以形成一个相对严密的、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努力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可能说要一天加班几个小时,他是能够恢复的。而且恰恰因为这几个小时,带来的回报很大,很多人就愿意做。

还有一些人,他的职业没有这种特征,像餐厅服务员,再怎么拼命,可能人家多给点奖金,其他不会再增加了,他们是被动过劳的状态。生意很火爆,老板一天让你干12个小时,你不干的话,那可能就不用你了,那就干呗。

P: 你去年参加过中日韩三国的过劳死防止学术探讨会,那么东亚三国的情况是不是比较类似?

Y:从过劳程度来说,很难讲中国比日本严重,或者比韩国怎么样,但是过劳的成因有一部分相近。中日韩这三个国家,都是属于后起的,要追赶别人。我们国家希望自己能尽快地富强起来,这里的“尽快”,最主要靠的就是释放劳动积极性,特别是主动过劳,这是很大的一种愿景,你只要努力,就有可能实现什么,那就努力呗。

P: 但可能欧洲国家,呈现出来的社会面貌就不是这样子的?

Y:在欧洲国家,大家觉得工作和生活要平衡,是很平和的一个社会状态。我们有一年去欧洲去旅游,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坐BUS,想去看比萨斜塔。但是原来计划里没这项,当时离比萨斜塔大概还有几十公里,那个司机就说不愿意去。我们导游跟他商量,司机说不行,说我要去的话就有可能被罚款。原来他那车里有个黑匣子,意大利的规定是,你连续开车两小时,必须得休息半个小时。警察会抽查,发现你违反了就要罚钱,所以他就怕这个事儿。这是制度层面就给规定好了。

P: 那现在国家对过劳现象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

Y:从科研角度来看,2014年之前,国家级课题里没有关于过度劳动的项目。2014年之后我们可以自主申报,那一年就有两位学者以“过度劳动”为课题申报,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资助。到去年为止,全国已经有11项了。另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有两项课题,是从医学方面研究过劳现象的。包括现在教育部又有了一些关于过度劳动的新的研究项目,所以国家还是比较关注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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