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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钟南山

每周四下午是钟南山的例行问诊时间,如无特殊情况,他会在两点半准时出现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三楼1号诊室,问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

他们通过专家热线预约,提交病例后由钟南山的助手们筛选,紧急的病患有可能得到优先安排。每周只有十几人能坐在钟南山面前,获得和钟南山至少半小时一对一的诊治。现在,病人平均要等三到六个月。名声最盛时,约他看病的人甚至排到两年后。

门诊被钟南山视为“必要的事情”,同样必要的事情是周三上午的查房,他的学生、护士、护士长、主治医生、主任医师紧随其后。查房所看病人有限,有病人会边哭边拉住他。

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教授张挪富回忆,他1992年刚到医院时,大查房就已经开始了,至今未曾间断过。“他主要是看一些在诊断和治疗上有困难的疑难病人,解决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

钟南山自认是“临床医学家”,门诊发现的疑难病症,他会当作学术挑战,回到实验室攻关。在他心中,疑难病症是课题。“实践医学就是一边实践,一边科研,不能只是搞研究,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病人的问题。”

他已经82岁,早过了退休年龄,但从未停下,而且已经很多年没休息过了。“我有周六和周日,但我要干活。”

67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是钟南山人生众多转折点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笔。2003年,“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来袭,在疾病最先爆发的广东,作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呼吸科的代表人物,原本只在行业内享有盛名的钟南山被推到了台前。

在这次共和国成立后最严重的疫情危机中,当疫情一度被瞒报、人心惶惶时,拥有准确的信息、有依据的治疗措施,主张无隐瞒披露的钟南山迅速成了抗击“非典”的“领头人”,他的每一次发言都能占据媒体醒目的版面,他的一举一动成了“非典”疫情的风向标。他被贴上“敢说真话”的标签,同时也成了“非典”时期医疗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对于钟南山所展示的形象,媒体多用“斗士”或“战士”来描述。《人民日报》形容他拥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拯救生命于死神的博爱精神”。

“非典”之后,钟南山先后当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中华医学会会长等。“敢说真话”的性格让他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人选,参加“两会”时一段被记者长枪短炮封锁的50米路段,他要走半小时,对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否专业,他都会说点什么。从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钟南山说”。他对公共事件的发声延续了“非典”时期的风格。他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问:“现在药品名称这么多,我临床工作45年,有的药我都叫不出名字,这么多新药是怎么出来的?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往往是一个药品改个名,摇身一变成了新药,身价立刻飙升。这些批号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他也在论坛上批评广州的空气污染:“无论是有病还是没病,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灰霾与肺癌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每一次发言,几乎都会引发广泛讨论。2011年至2012年,他多次呼吁检测并公布PM2.5数值。2013年1月,环保部公布全国各城市PM2.5数值,而非按原计划到2015年在重点地区进行防控。

他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大变化。每周三和周四,查房问诊雷打不动。下午下班后快走或跑步20到25分钟,双杠、仰卧起坐、单杠,一套流程下来大约一小时,每周三到四次。10年前的一次心脏手术让他告别了篮球场,“现在不太能做对抗性的运动”。球队并未忘记他,他82岁生日那天,队友送給他一件所有队员签名的球服,上面写着“福如东海,寿比钟南山”。

这些年,他一直忙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防治工作,大力推动肺癌筛查居民健康服务,建成广东呼吸中心依然是他最大的追求。

首届全运会400米栏冠军

如果不是“非典”,钟南山此前的67年岁月,几乎可以用默默无闻来形容。

钟南山1936年10月20日生于南京,因医院地处钟山以南,父亲钟世藩为他取名“南山”。钟世藩是孤儿,9岁被带到上海做仆人,后来考入协和医科大学,成为40名入学者中最后成功毕业的8名学生之一,是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一级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母亲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高级护理专业,曾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

父亲自费买来小白鼠在书房做实验,家里的三楼都是老鼠,钟南山的医学启蒙由此开始。他每天都去喂小白鼠。有人来找他父亲,问邻居住址,邻居说:“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儿大,就是他们家。”

钟南山儿时经常在医院里,耳濡目染父亲和别的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以及做法。那时候晚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他家看病,孩子康复以后,家长非常高兴,父亲也很开心。“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有很强的满足感,这是当时一个热爱医学的原因。”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大三那年,由于体育成绩突出,钟南山作为运动员代表参加了北京市高校运动会,获得400米赛第一名。1959年9月,他在首届全运会上获得400米栏冠军,并以54.4秒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之后,他拒绝了北京市体委的邀请,留校从事放射医学教学。次年,他获得北京市运动会男子十项全能亚军。

1964—1966年,钟南山被派往山东乳山搞“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开始后,钟南山家庭受到严重冲击,母亲因不堪大字报羞辱,在被红卫兵揪斗、批判后自杀。1968年,钟南山被学校“革委会”安排去烧锅炉。一次上级号召献血,他献出400毫升,昏倒在炉门口。次年,他参加下乡医疗队,来到河北宽城县,遇到病人却束手无策,作为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很自责。1971年,钟南山在妻子李少芬帮助下,通过部队调令离开北京,到广州第四人民医院(后改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一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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