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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叙事”的逸出与回归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将写作触角探入民国历史,“民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恒定的关注对象和写作资源,《白鹿原》《花腔》《老兵》《采桑子》《首战告捷》《乱世》《茶人三部曲》《长恨歌》等众多文本不断延伸和拓展“民国叙事”的宽度和长度。同时,长时段和大体量的“民国叙事”呈现出脸谱化的特征:一、在国家民族巨型话语规约下,民国成为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交织、对话和抵牾的空间,民国历史演化为革命史、战争史和政治史,历史的纷繁复杂、波诡云谲、动荡不安最终被某一种强大的政治话语涂抹为单一的发展面相,“民国叙事”成为辨识意识形态正确性的中介和通道;二、作为对这种国家民族巨型话语的修正和反驳,民国成为表述个体经验、个人话语的装置和载体,民国历史不再是文学叙事的核心,而是退居到文本背后,演化为历史背景,在故事情节的铺展过程中,人们无法感受到民国的独特性,文本凸显的是个体经验的差异性,历史的厚重感、绵长感、总体性被个体话语割裂成丧失逻辑联系的一个个历史横截面,“民国叙事”成为个人史、家族史和地方史;三、这种个人话语和个体经验的无限制绵延,以及商业资本的注入,推使“民国叙事”滑向一种“消费物”的极端状态,民国成为满足大众文化猎奇的消费品,“民国叙事”也集中到对民国建筑、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的精细刻画上,强调怀旧感、陌生化和传奇性与市场之间的逻辑关系,民国成为漂浮在纸上的消费符号,彻底失去了内在的历史鲜活感和文化独特性。(剩余275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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