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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黑人在广州


  6月中下旬,在广州的一名非洲裔男子和一名中国电动车主因车费问题发生纠纷,双方随后被广州越秀警方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几个小时后,非洲裔男子突然昏迷,最终经到场医务人员抢救无效死亡。第二天,100多名非洲裔人士在派出所外聚集,致使交通中断。外界对这一事件众说纷纭,甚至联想到备受世界关注的中非关系上。7月19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将在中国举行,中国和50个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和主管对外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等将出席会议。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融入世界,追寻“中国梦”成了非洲大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于商贸环境、气候等因素,广州成为了非洲黑人落脚中国的第一选择。现在,每当夜幕降临,漫步在以广州市环市东路为中心的秀山楼、小北路、淘金路、三元里一带,朦胧的夜灯,夹杂着空气中的独特香水味,恍惚间会生出在非洲某座城市的感觉。因此,有人把这里冠以广州的“布鲁克林”称号。
  然而,大量非洲裔黑人涌入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管理难题。有关黑人犯罪率高和扰乱社会治安等传言,也让黑人在广州受到了当地居民一定程度的排斥。2009年7月,广州也曾出现非洲裔黑人因治安事件冲击当地派出所的群体性事件,事发原因是一名黑人因躲避查护照在18米高的地方坠楼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常住广州的黑人群体相当一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对这部分人的管理,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涉及到敏感的宗教问题。
  跟随阿拉伯人脚步相当一部分来自西部非洲
  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特定的外国人聚居的地区。居住在广州的黑人多为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族裔,并以男性居多。来自多个民间机构的调查显示,在广州常住的非洲黑人,相当一部分来自尼日利亚、马里、多哥、冈比亚、几内亚、加纳、塞内加尔和刚果(金)等西非国家。
  大规模的黑人进入广州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西非商人追随阿拉伯商人来到广州。在更早之前,先是来自中国西北省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开始在广州聚居。之后,按照国际商人们的描述,中国穆斯林带来了阿拉伯国家的商人,然后阿拉伯商人带来了黑非洲的淘金者——在1998年前后,上述那些非洲中西部传统贸易国家的黑皮肤商人,在北非同胞的指引下“进占”广州。1998年前后恰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原本在东南亚国家寻找商机的非洲人,顺理成章地选择前往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淘金”。而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则在近几年逐步向浙江义乌等地转移。
  非洲黑人选择广州作为自己“中国梦”的大本营,并不意外。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历来外商云集。“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更是让广州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名声大振。广州及其周边中小城市分布的服装、小商品等批发市场众多,足以满足非洲商人的贸易需求。此外,广州炎热的气候条件也与非洲大陆相似,相比北京、上海,非洲黑人更喜欢在广州居住和生活。
  广州居留的黑人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属于金领阶层的贸易商人,他们到广州的时间大多比较长,主要从事服装、小商品、廉价电子产品等领域的外贸工作,有的已经获得了中国居留权,甚至在中国娶妻生子。第二类可称为白领阶层,以黑人老板及中东老板为服务对象,在写字楼上班或为他们提供中介、保镖、电话卡销售等其他服务。而第三类则是出卖体力换取报酬的蓝领阶层,在批发市场里替进货的非洲商人搬运货物,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这三类黑人群体都是以贸易为纽带聚集到广州的。此外,近年来广州还出现了少量非洲裔女性性工作者,在黑人聚居区从事非法性交易。
  2万还是20万?广州常住黑人数是个谜
  常住广州的黑人究竟有多少,却一直是一个谜。广州的公安出入境、外事等官方部门,对这个数字一直三缄其口。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在2008年估算,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已超过5万,其中非洲黑人约2万人左右。中山大学的李志刚副教授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也认为,广州的常住黑人数大约在1.5万~2万左右。
  不过,在多家媒体的相关报道中,都提到了一个非官方统计的版本,即认为广州的常住黑人已经超过20万。这个数字不仅被国内媒体广泛采信,也被包括法国、日本等在内的国外媒体使用,但实际上,这个数字仅仅是一个粗略估计,并没有确切来源。
  按照黄石鼎的调研,在1998年前后第一波黑人来穗经商的高峰后,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其中在2003年至2005年又形成第二波高峰。2008年之后,由于受人民币升值、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来广州淘金的非洲人数量有所放缓。但如果以此速度推算,目前广州的常住黑人规模在40000左右。
  在广州常住的非洲人数量之所以很难查清楚,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非洲人基本上都是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很多非洲人在广州并非从事商业活动,还有一大批人一开始是抱着其他目的来到中国,他们多半最初是想从中国转道欧洲,但在中国谋生相对容易,让他们选择滞留。更有甚者,在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广州后,直接将护照撕毁丢弃,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给地方管理部门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有媒体曾披露称,非洲人非法进入广州的渠道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渠道是“非洲直抵”,现在非洲有很多地下办证处,有些还是中国人开设的,主要为来中国淘金的非洲人服务。有了护照和签证,偷渡客只需购买机票和承担签证费、跑腿费即可。另外一个渠道是“香港转运”,即先送偷渡客去香港。依据当地法律,外国人可以在香港免签居留七天时间,当地的“马仔”会组织偷渡者潜入内地。第三条途径是最危险的,即藏身于集装箱运到中国。
  新型国际穆斯林社区国籍依然是最主要连结纽带
  黑非洲国家的宗教信仰虽不如阿拉伯国家那样单纯,但伊斯兰教依然是拥有最多信众的宗教,其次才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不过由于广州黑人的规模无法统计,其宗教信仰的详细情况也自然无从谈起。广州黑人多来自西非一些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穆斯林占其国内人口的总数都超过一半,塞内加尔、几内亚、冈比亚的穆斯林人口甚至达到总人口的90%。以此比例估算,广州黑人中的穆斯林应该在总数的一半左右。  在广州的黑人穆斯林渐渐形成了一个以小北为中心的中非贸易圈。专以黑人为目标的中非商贸城和更多的清真餐馆在周围陆续冒了出来,逐步吸引了中国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的穆斯林在此从事餐饮、翻译等工作。严格说来,小北已不单是一个简单的黑人聚居地概念,在这里活动的主要是黑人里的穆斯林群体。除此之外,还有阿拉伯商人,以及中国穆斯林聚居在这里,在某种意义上,广州正在形成一个新型的国际穆斯林社区。  实际上,广州的国际穆斯林社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年~626年)最早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的宛葛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广州登陆,他当年修建的怀圣光塔寺至今还在,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甚至是世界上最早的清真寺之一。如今,在伊斯兰教每周五的主麻日,来自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依然在具有千年历史的清真寺做礼拜。非洲商人云集的广州天秀大厦,能看到广州伊斯兰协会张贴的中文及阿拉伯文的《广州地区每日五时礼拜时间表》,为商场的非洲商人提供服务。  不过,在广州这个新型的国际穆斯林社区,华人穆斯林与非洲穆斯林之间并无太多密切联系,即便在礼拜时间也无太多的直接交流。事实上,广州黑人群体的构成也主要以国籍为基础,而非宗教。例如,广州已经有了喀麦隆、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等国的社团,都是以国籍为最主要的连结纽带。他们大约每两个月开一次会,还有自己的社团领袖和社团基金。几内亚社团在汶川地震时曾捐款78000元人民币。    排斥和歧视黑人难融入当地社会  由于黑人具有容易辨认的外貌特征,因此比较容易引起关注。广州民间普遍存在对黑人的特征性的不良印象,黑人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到广州人的质疑和排斥,关于黑人犯罪率高和扰乱社会治安的传言也广为传播。在2011年广州的一项匿名调查中,广州市民对黑人的容忍度普遍较低,黑人也声称在许多场合受到了种族歧视。生意上的纠纷、互不理解所造成的或明或暗的对立,一直横亘在非洲黑人与广州社会之间。另外,对黑人的体味、外形、生活习惯和作风的不接纳,构成了这些隔阂的主要基础。  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几年前曾向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广州居民派发大量问卷,调查他们对黑人的接受度。结果发现,本地居民与黑人的接触程度,与他们对黑人的印象是成正比的。那些与黑人毫无接触的人,对黑人最为厌恶,但随着接触机会增加,这种不良印象会逐渐被修正。但实际上,这个结论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以广州的出租车司机为例,司机多年来普遍反映不愿意搭载黑人乘客,因为黑人大多存在语言障碍难以沟通,还经常少支付车费。黑人则普遍认为,出租车司机经常故意兜圈多收车费。  2009年和今年的两次非洲裔黑人因治安事件冲击广州派出所的群体性事件,也都反应出加强对黑人社区管理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也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尺度的空间利益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非洲裔外籍人口大量聚居,已成为广州、未来或许还包括别的中国城市的一个现实问题。比如,非法在中国居留的非洲人越来越多,他们在中国生育的孩子应该回去还是留在中国?再比如,非洲是一个艾滋病高发地区,许多单身非洲人来到中国,也会给中国的公共卫生带来一些挑战。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的宁超乔曾表示,大量的非洲人进入广州,促进了中非之间的贸易往来,人们不必把这种现象看作是洪水猛兽。外国人的流入也是国家经济发展形势的指示针,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非洲人进入广州,也从侧面反映出广州经济的繁荣。笔者认为,如何看待这个群体,如何面对可能引起的新问题,既需要有正确的态度,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既不能有畏难情绪,采取自由放任、不管不顾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堵截、打击政策。这既是一个城市管理、社会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甚至还可能引发宗教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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